十三、分流安置职工,引发上访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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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流安置职工,引发上访潮



  分析曲仁矿务局破产的原因,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也不是一个或两个因素就可以致一个上万名职工的国企破产,读者从本文前面看到曲仁破产最直接的原因是一场特大水灾,实际上这场水灾是压垮曲仁的最后一根“稻草”。

  曲仁破产是诸多原因造成的,集各种要素于一身的产物。仅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:主观上有经营管理不善之嫌,缺乏科学管理的理念和手段;客观上资源型企业所具有的一切弊端,政策上的不协调,煤价偏低,煤电价格倒挂等一系列计划经济时代的缺陷,都导致煤炭企业的关闭、破产。

  价格,是经济杠杆中最起作用的手段 ,煤价长期在国家控制之下,煤矿兴衰也由国家政策调控。本文不想在煤价上多花笔墨,毕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,企业无法自己作主。这里仅举几组数字,就可以说明许多问题。据矿务局历史记载:50年代全局平均煤价只有18.28元/吨,60年至69年,平均煤价20.88元/吨,十年只涨两元多钱。70年至79年,平均煤价19.9元/吨,又一个十年还跌了一元钱。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,平均煤价也只有38元/吨。煤价增长幅度不大,但这时,矿务局煤炭产量已进入大幅度下降时期,而在生产最鼎盛时期,煤价只有20元/吨,曲仁局的发展是生不逢时。进入九十年代,虽然煤价有较大幅度的提高,曲仁煤炭产量却大幅度递减,矿井进入衰落期。

  价格是否合理,是制约煤炭生产发展的关键,只有让价格放开,煤炭企业才能有翻身发展的机会。进入两千年后,国家对煤炭价格实行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双轨制,就这一点优惠政策,煤炭企业就开始翻身,全国煤炭产量大幅度增加。据报纸登载,2004年山西省生产煤炭4.9亿吨,2005年又达到5.4亿吨,而全国煤炭生产总量达到21.1亿吨,创历史新高。2006年1月1日,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在山东济南宣布,“计划煤”退出历史舞台。在保持电煤价格总体稳定的前提下,取消国家发改委2004年底出台的电煤价临时干预措施,由煤、电双方自主确定交易价格。

  就在这位领导讲话后,多年蒙受价格之屈的煤炭企业似乎一夜之间挺直了腰杆。2006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,从元月1日断断续续开到2月28日,煤炭与电力在煤炭价格上已经僵持了60天,煤炭企业丝毫不肯让步,电厂由坚持不涨一分钱改为小幅上调。但双方价格仍存在一定差距,煤电价格搏弈达到针锋相对的激烈局面。

  多年来,计划与市场两者,煤价相差80到100多元,使煤炭企业承受了巨大的损失。2007年元月17号,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煤炭产、运、需衔接会上,煤炭企业首次掌握话语权,非电煤价格平均上涨10元—30元/吨,上涨幅度达到3%—5%;电煤价格平均上涨30元/吨,上涨幅度高达8%。这个消息让煤炭企业扬眉吐气,精神起来,很可惜,对曲仁矿务局来说,这缕灿烂的政策阳光来得太迟了。

  分析曲仁破产的原因,可以让后人从事经营时引以为鉴,却无法追究谁的责任,破产成为经营者、主管部门皆大欢喜的好事。倒是曲仁矿务局退出、关闭直到破产终结,用了近十年时间。(从1997年关闭茶山矿开始至2006年曲仁基本完成属地化移交管理为止)在这段时间里,矿务局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上访热潮,重新回忆,既看到国企破产的艰难,又可以从上访的轩然大波中悟出些许真谛。

  普通矿工对于企业的破产,原因是什么?了解不是很透彻,可能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,要他们说原因,就是“腐败造成的”,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,在经济转型、国家实施大调整时期,腐败现象确实太多了,因此可以把“腐败”作为一个筐,一切原因都可以往里装。在这个问题上,矿务局领导是经得起考验的,虽然不能说领导们都是两袖清风,但在廉洁自律的方方面面上,还是经得起检查的。在上访热潮中,职工们没有打着反腐败的旗号,那是不着边际的事情,却直截了当地反映自己的问题,因为谁要是侵犯到他们的利益,只有采取群起上访,讨回公道。人们知道,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生存基地消亡之时,当自己所依存的经济柱子一根根倾倒之时,群体的努力便成为唯一不可抵挡的力量,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扩大。

  群起上访的第一波是退休人员上访潮,要求按时发放退休金和补发拖欠的退休金。这本是一件小事,退休金是退休人员的养命钱,必须正常发放,何况退休金还是社保发放的,更不能克扣或拖延发放。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不能按时发放甚至拖欠几个月的退休金呢?这在当时确实有它的客观原因。

  1994年矿务局遭受特大水灾,五对生产矿井被水淹,生产被迫停顿,经营遭受重创,为保矿井救灾复产,资金集中使用,大部分投入购买设备、材料,用于恢复生产中。职工工资包括退休人员养老金也只有少发或欠发,半年下来,拖欠职工工资达一千多万元,其中退休人员也有3个月未发放退休金,当时,企业没有参加社保统筹,离退休人员由企业发放养老待遇,拖欠的金额有几百万元。如此艰难的状况,矿务局没有一个人上访,退休老同志都能体谅。每到发退休金时,退休老同志都会到财务科转一圈,听说没工资发,二话不说,转身回家了。有的人说:企业有难处,我们都不能上班了,帮不上企业的忙,虽然没有按时发工资,生活困难一点,自己想办法克服吧,不要给企业添乱。只要企业在,能恢复生产,我们就有希望。老同志这种态度,真是难能可贵。

  1995年春节,省委、省政府主要领导到矿务局慰问后,上级拨付的慰问金和救灾复产贷款及时到位,缓解了局里困难,老同志欠发的退休金及时得到补发,同时也加入了全省社保统筹,退休金由省里统一拨付。应该说,老同志的退休金有了保障,不可能再出现拖欠现象。谁知事与愿违,从1996年元月1日加入省社保,全局一万多在册职工,五千多退休人员,整个测算、统计工作就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。到1996年底,全部测算工作基本完成,各项工作转入正常。当时,养老金的划拨,没有现在那么规范,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操作方法。即上交统筹金,由地税部门统一收缴,发放养老金由省社保直接拨入个人账户。而当时矿务局是收支管理一条线,统一由社保部门管理。如果企业交不了或拖延缴交统筹金,社保部门就用下拨的养老金抵扣顶帐,多退少补。另外,社保部门下拨的养老金到企业后,企业也将养老金与企业的自有资金混同使用,一旦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或亏损时,退休人员养老金就无从发放,只有出现拖欠。

  从九六年开始,矿务局为了确保水灾后的复产工作,大量的资金都投入生产经营中,由于灾后欠账多,生产相当不景气,产量一直达不到灾前的水平,入不敷出,资金又陷于拮据的被动状况,在册职工只能发80%——90%的工资,退休人员也只能发一个月欠一个月。到1997年4月茶山矿再次发生水灾,一250生产水平又被水淹,全矿被迫全部停产。矿务局经营更加被动,上半年已出现亏损上千万元,拖欠职工工资高达两千多万元,其中拖欠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多达五个月,累计金额700多万元。茶山矿的停产,一直未组织排水,救灾抢险没有人提出来,生产矿井处于瘫痪状态。这种异常情况已引发职工议论纷纷:茶山矿能不能继续生产?煤矿会不会关闭?煤矿停产了,我们的生活没保障,欠的钱能还吗?老同志对拖欠的退休养老金倍感焦虑,担心矿务局还不了钱,只有频繁地到矿务局上访,每天少则十几人,多则上百人。矿务局对上访的答复是:欠的养老金一定还。但是,什么时候还,局领导也无法确定,不是不想还,主要是没有钱,省社保下拨的养老金已经与企业资金混同使用,把老同志的养命钱也用掉了,拿什么还呢?口头承诺,可能遥遥无期。现整理一段上访对话,可以看出局领导的困窘状况。

  “欠的养老金发不发?”老工人问。
  “肯定要补发。”局领导明确回答。
  “什么时候补发?”一位退休老同志紧接着问。
  “因为企业没钱,要向省里汇报,等上级拨钱才能补发。”局领导的答话显得无奈。
  “我们的社保金是省里拨的,用到哪里去了?”老同志又追问,但无人应答。
  “上级不拨钱,退休金就不发了吗?”
  “补发退休金要等到什么时候,是不是等我们死了,你们才发呀!”

  老同志开始七嘴八舌的追问,那种不明确的答复,讲客观困难的言词更让老同志激愤。上访潮是一浪高过一浪,各个单位的退休老同志轮流到矿务局上访,局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已无法接待上访人员,只得打开局电影院,接待上访人员。几百人坐在大会堂里,老同志代表轮流上台发言、提问,待有关领导解释完后,上访人群不愿散去,紧跟着局领导,甩不脱、溜不掉,“什么时候补发退休金,写下承诺我们就回去”。老同志认准了理,不签个意见是决不回去。

  中午12点多钟了,上访人群还不愿散去,局领导还得叫食堂准备快餐,以免饿着上访人员。毕竟是自己的父老前辈,为煤炭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老同志,欠他们的养命钱,企业已经羞愧,还能怪谁呢?只能怪自己,没有把老同志的利益放在心上、放在首位,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咽下。这段上访潮持续到年底,待把退休人员养老金全部补发后,上访潮才自动平息。

  第二波上访潮是以茶山矿下岗工人为代表,反映下岗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。

  这波上访潮是从1998年4月2日开始,省关破领导小组一行十二人到茶山矿宣布省府[1997]188号文件,“同意曲仁茶山矿停产关闭”,工人们就得准备解除合同、终止劳动关系,一年工龄可以领取一个月(地面工龄800元、井下工龄1000元)的经济补偿金。由于工人们强烈抗议,冲击会场,令主管领导不敢宣布文件立即执行,以“回去后向省政府汇报,暂缓执行文件”的答复缓和了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,没有使矛盾激化和扩大。但工人们知道,茶山矿第二次水淹井后,停产已有一年时间,关闭矿井遣散工人是势在必行,何况省政府专门下发文件,规定了补偿政策,终止劳动合同下岗失业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。他们只有靠抗争,靠到矿务局上访,提出各项要求和条件,以求获取较好的结果,拖延或争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。

  这股上访热潮是一波接一波,工人们分别以工种、籍贯、工伤疾病等类别进行串连,分批到矿务局机关上访。最早一批上访是农民工转为全民合同制的工人,他们知道,首先遣散的就是他们这种合同制工人,他们没有什么门路,靠的是一身力气,只会挖煤,只能吃苦,别的技能就没多少了。从农民工转为合同制工人,在当时来说,这是历史性的飞跃,是一次身份上质的改变,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,泥饭碗变成了铁饭碗,没想到铁饭碗也保不住了,户口从农村迁来矿区后,已经农转非,家里的田地也被生产队重新分配了。现在当了国家的工人,属于全民所有制,铁饭碗又被打破,要解除合同,自谋职业,想一想确实有点亏。农村回不去,其实从农村出来的人,没有一个想回去,谁愿意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,种那几棵不值钱的庄稼呢!

  他们上访提出的问题很简单,要嘛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,要嘛,替他们把户口迁回农村,退回迁移费用,把农村的地重新分给他们。这种要求看似简单,实则谁也做不到。户口农转非还好办,国家有政策,个别问题也可以个别解决,非转农倒没人办过,也没有任何规定,农村对愿回乡者,一律欢迎,但是,没有地可分了。重新安排工作,企业关闭了,谁也无能为力,办不到的事,向矿务局、向上级反映也一样办不到,局领导就成了上访人员发泄的出气筒。

  每次上访,局领导被围困二、三个小时是家常便饭,不让喝水、不让休息,更是小菜一碟,司空见惯。一位局领导在处理一件上访案时,被上访者围困了24小时,不得已只能请地方政府、公安出面进行解救;有个局领导母亲去世才几天,在第七天忌日里被围困不让回家,想为亲人烧点冥纸也办不成;有个局领导被上访者辱骂围攻,气得生病住院治疗。象这些案例可以列举十几起,讲得太多,真让人不堪回首,既象解放时批斗地主资本家,又象文革时期批斗走资派,群情激奋,场面壮观。批斗完以后,局领导又得接受上访者的“安抚”,有的拍着领导的肩膀说,“我们也是没办法,给你们添麻烦了”,有的还说“我们不是针对局领导,批斗你们一下,让省里重视一些”。这些话语真让人哭笑不得,只能无奈地露出苦笑:“没关系、没关系”。

  矿区职工子弟为代表的职工上访又别具一格,他们提出:我们职工子弟已经是两代人、有的甚至是三代人都在矿山,以前叫我们以矿为家、以煤为业,现在矿井都关闭了,叫我们哪里去找工作?我们不要钱,要工作、要活路。这个问题,局领导那能解答得了,企业破产了,职工遣散了,大家的饭碗都砸了,领导们也是自身难保,这仅仅是个时间上的早与晚的问题。面对自己的“子弟兵”,尽管他们上访的理由不是那么充足,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,实实在在地摆在每个大活人面前。子女要上学、要吃饭,要养家糊口,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补偿金只有一万多到两万多元,没有就业机会,勒紧裤带过日子,能捱多久呢!

  解决就业问题,是这批失业工人最突出的问题,企业关闭破产也就是把职工推向失业队伍行列中,而那点国有资产破掉了,在整个全省经济中能算得了什么,仅仅是甩包袱而已。失业却加重了矿工们的负担和社会压力。就业是民生之本,和谐之基,用我们五十年代的话说,就是人人有活干,大家有饭吃。这些话,很难听到有人说了。就业同时是化解矛盾的“缓冲剂”,是维护稳定的“推进器”。我们的政府天天讲要稳定、要和谐,防止人们越级上访,但是怎样解决好却没人多动脑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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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访是被迫的,有好日子不过谁愿意上访哟?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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腐败人员太多,没人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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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人拿百分之70的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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